何万金的靠山来得比顾砚之预想的快。

她在润州茶市念完章程的第三日，一封来自京城的急信便送到了润州观察使衙门。陈观察使拆开信看了一眼，脸色便变了，亲自赶到客栈来找顾砚之。

信是户部右侍郎韩愈之写的，措辞客气，可意思硬得很。信中说，润州茶商何万金系户部郎中吴启年之姻亲，闻听润州近日推行茶税新法，何记茶行因经营有方、纳税多年，反受新法之累，经营困难。韩愈之请陈观察使“体恤商情，酌情宽限”，末了还添了一句“已呈请内阁酌议”。

陈观察使将信递到顾砚之面前时，手都在抖。

“顾提举，韩侍郎是户部右侍郎，吴启年是他的下属。这封信明面上是替何万金说话，实际上是给下官施压。若内阁那边真议起来，润州这边便不好办了。”

顾砚之将信看了一遍，折好，放在桌上。

“韩愈之这个人，陈大人了解多少？”

“下官与他没什么往来。只听说他在户部待了十几年，从前是谢恒的门生，谢恒倒了之后他缩了一阵，后来不知怎么又起来了。如今在户部管着江南东道的钱粮核销，各州府的税银都要经他的手。”

顾砚之点了点头。她心里已经有了数。韩愈之替何万金说话，不单是为了一个姻亲。江南东道茶税新法推行之后，各州府的税银核销都要走户部，韩愈之手里过的是真金白银。润州茶税若涨了，他的好处便少了。

“陈大人先不必急。”她将信递还给陈观察使，“这封信先搁着，暂时不要回。何万金的事，下官自有法子。”

陈观察使将信收好，欲言又止地看了她一眼，终究没再多问，起身告辞了。

沈既明从后头出来，坐在顾砚之对面。

“韩愈之这封信，是替何万金递的，也是替他自己递的。他在户部管江南东道的钱粮，茶税新法一动，他手里的账便不好做了。你若不理会这封信，他便会在核销上卡你。”

“所以我不理会他。”顾砚之从袖中取出一份文书，是她昨夜写的，“你替我跑一趟京城，把这封信亲手交给周鹤年。信里我把润州茶税的事写得清清楚楚，连韩愈之这封信的内容也附上了。周鹤年如今是首辅，韩愈之再大，也大不过他。只要周鹤年批一句‘照章办事’，韩愈之便再也说不上话。”

沈既明接过信看了看，折好收进贴身衣袋里。

“我明日动身。润州这边你一个人盯着，何万金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”

“他不会来明的。”顾砚之道，“他今天搬了韩愈之出来，说明他手里没有别的牌了。接下来他会等，等韩愈之的回信，等内阁的消息。这中间的十天半月，正是我们做事的时候。”

沈既明走了之后，顾砚之在客栈里坐了一夜。

第二日一早，她没有去茶市念章程，而是去了润州城外的茶山。润州的茶山在城西二十里处，漫山遍野的茶树连成一片。可顾砚之走进去才发现，茶树大半都荒了。没人修剪，没人施肥，叶子长得老厚，芽头又瘦又小。茶垄间杂草丛生，有些地块干脆空了，露出黄褐色的泥土。

她在茶山里转了一整天，从天亮走到天黑。顾平跟在后面，手里拿着纸笔，将她看到的一一记下。哪片茶山荒了，哪片茶山还有人打理，茶农还有多少户，每户大概有多少亩茶地，她全都记清楚了。

回城的路上，她经过一处破旧的茶棚。棚下坐着几个茶农，正围着一堆火烤芋头。其中一个年纪大的见她路过，抬头看了一眼，见她穿着官服，连忙站起来。顾砚之在棚边停下，问了一句：“今年的春茶，打算怎么卖？”

那老茶农叹了口气：“卖给谁？何记的价压得太低，卖了亏本。可不卖又没别的出路。小老儿这片茶山，去年便荒了一半，今年怕是全要荒了。”

“若有人按市价收你们的茶呢？”

老茶农苦笑着摇头：“哪有那样的好事。润州城里收茶的，何记、吴记、郑记三家说了算。旁人收了茶，他们便派人去闹。去年有个小贩不知深浅，来茶山收了两车茶，回去路上被人打了，茶也扣了。”

顾砚之将这句话记在心里。

第二日，她让顾平去润州城里的几间小铺子走了一趟，暗中联络那些愿意跟宣城合作的茶商。到了傍晚，顾平回来禀报，说有七家小铺子愿意去宣城开分号，还有三家愿意跟宣城茶商合伙在润州本地收茶，只是担心何记的人来闹。

顾砚之听了，点了点头。

“你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放心收茶。何记的人若来闹，让他们直接报官。润州观察使衙门若不受理，便来宣城递状子。宣城县衙的大门，永远为他们开着。”

顾平领命去了。

接下来几日，润州茶市上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。那些小铺子开始暗中串联，商量着合伙去宣城开分号。有几家胆子大的，已经悄悄在茶山附近设了收茶点，按市价收茶农的春茶。何记的人果然来闹了两回，可那几家小铺子联合起来报了官，陈观察使这次没有含糊，派了衙役去弹压，抓了两个闹事的。何记的人缩了回去，可谁都知道，这只是暂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