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春之后，顾砚之动身去了润州。

这一次她走得不急。从宣城到润州，水路不过两日，她带了沈既明和顾平，租了一条小茶船，沿宛溪河转运河，一路顺水而下。船家是齐老七介绍的，姓陈，五十来岁，在宣城和润州之间跑了半辈子船，水路上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。

船不大，舱里隔了三间，顾砚之住一间，沈既明和顾平挤一间，剩下半间堆着行李。船尾搭了只小灶，陈船家的婆娘跟船，每日三顿热饭热菜，虽不丰盛，可总比在陆上赶路吃干粮强。

头一日午后，顾砚之坐在船头，看两岸的风景从宣城的青翠渐渐变成润州的平阔。水面上船来船往，大多是运茶的货船，船头插着各色旗号。她数了数，十艘里有七艘是宣城出发的，其中四艘挂着恒泰的旗。

沈既明端了壶茶出来，在她旁边坐下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

“看船。”顾砚之接过茶壶，给自己倒了一盏，“宣城的茶船比去年多了三成。”

“润州的茶商从前走湖州那边进货，如今宣城的茶价低了，便改走宣城。”沈既明道，“陈观察使来信说润州秋茶税银少了，可润州的茶市却比去年热闹。这里面的账，有点意思。”

顾砚之点了点头。她翻开随身带着的润州税册抄本，又看了一遍那几组让她觉得不对劲的数字。润州去年的秋茶税银比前年少了两成，可润州的茶市交易量却比前年多了将近三成。交易多了，税银反而少了。中间的差额去了哪里，不用细想也知道。

“那几个大茶商，在润州经营了多少年？”她问。

“最久的姓何，从前跟宋明远有往来，宋明远倒了之后，他缩了一阵，后来便做起私茶生意。还有两家，一家姓吴，一家姓郑，都是润州本地人，根基不浅。三家联手压价，茶农不卖给他们便没有别处可卖。价格压下去了，税银自然便少了。”

顾砚之将税册合上，望着河面上那几艘宣城来的茶船。她沉默了一阵，道：“润州的茶市，从前靠的是本地茶。如今宣城的茶进来了，又便宜又好，润州的茶农便更不好过。那几个大茶商压价的底气，有一半是我们给的。”

沈既明看了她一眼，没有接话。他知道顾砚之的脾性，她既然看出来了，便一定有法子。

第二日傍晚，船到了润州码头。

润州的码头比宣城的大得多，岸上堆着密密麻麻的茶箱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茶香。陈船家将船靠在一处空位上，顾砚之三人上了岸。码头上人来人往，挑担的、扛包的、吆喝生意的，嘈杂得像一锅煮沸了的粥。

顾砚之没有直接去观察使衙门。她让沈既明和顾平先找了间客栈歇脚，自己换了身便服，沿着码头边的茶市走了一圈。

润州的茶市比宣城的更老、更密。铺面一间挨着一间，几乎全是做茶叶生意的。可顾砚之走了半条街，便看出了不对。铺子虽多，卖的茶却大多品级不高，价格也压得极低。有几间铺子门口挂着“何记”的旗号，占了大半条街。她走进其中一间，问了问秋茶的价格。那伙计报了个数，比宣城的低了将近三成。

“今年的新茶呢？”顾砚之问。

“新茶还没上市呢。去年的陈茶你要不要？便宜。”

顾砚之摇了摇头，出了铺子。她又走了几家小铺面，价格比何记的高了些，可铺子里的货不多，看着像是勉强撑着。有个老掌柜见她面生，多说了两句，叹着气说何记把价压得太狠，小铺子收不到茶，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做。

顾砚之将这一切记在心里，回了客栈。

第二日一早，她去了观察使衙门。陈观察使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面皮白净，蓄着短须，待人接物极有礼数。他在二堂见了顾砚之，寒暄了几句，便将润州的茶税账册和茶市名录取出来，摊在案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