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章钢铁森林的游牧者

乌鲁木齐在1992年的冬天，是一座正在疯狂生长的钢铁森林。

李寻从长途汽车上下来的时候，双脚踩在红旗路客运站满是冰碴的泥水里。冷风像刀子一样割过脸颊，空气里弥漫着煤烟、羊膻味和一种从未闻过的、属于工业城市的机油味。这里和那个宁静的边陲小镇截然不同，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样从雪地里钻出来，到处是脚手架和轰鸣的推土机。人们行色匆匆，穿着臃肿的羽绒服，嘴里喷着白气，眼神里透着一股急于摆脱贫困的焦灼与贪婪。

他穿着王福贵给做的那件棉大衣，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。他像个误入现代文明的原始人，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装着户口本和怀表的布包。

按照王福贵的指示，他要先去铁路局找当年的老邻居。他拦住一个路人，问路。那人瞥了他一眼，不耐烦地指了个方向：“往前走，看见大转盘再问去！”

李寻就这么走着。他路过二道桥，那里的巴扎热闹非凡，维吾尔族的商贩在叫卖着葡萄干和英吉沙小刀，和记忆中的扎黑丹集市有几分相似，但更加有序，也更加喧嚣。他路过人民电影院，巨大的海报上写着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，画面上那个哭得稀里哗啦的小孩，让他心头一紧。

他找到了铁路局家属院。那是大片大片的老式红砖楼，外墙斑驳，楼道里堆满了蜂窝煤和杂物。

敲门。开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头发花白，手里还拿着菜篮子。

“你找谁？”老太太警惕地看着他。

“阿姨，您好。”李寻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生硬，“我是□□的儿子。”

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
老太太手里的菜篮子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，土豆和洋葱滚了一地。

“你……你说啥？”老太太颤抖着嘴唇，眼睛瞪得老大，“建国？你……你是建国的娃？”

这个老太太叫张秀芝，是□□当年的邻居，也是看着□□长大的长辈。她把李寻拉进屋里，又是倒茶又是拿糖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“造孽啊……你娘呢？你娘没回来？”张秀芝抓着他的手，上下打量着他。

“我娘……去世了。”李寻低声说。

“唉……”张秀芝长叹一口气，眼圈又红了，“你爹是个好人啊。那时候大家伙儿都穷，他去援外，省吃俭用往家里寄钱。谁想到……谁想到就回不来了。”

在张秀芝断断续续的叙述中，李寻拼凑出了父亲□□的大致形象。一个勤奋、老实、有些书呆子气的工程师。他在铁路局是个技术骨干，一心扑在工作上。1979年出国前，他还特意把家里的窗户都修了一遍，叮嘱妻子张秀芝要照顾好自己。

“你爹走的时候，你娘刚怀上你不久。”张秀芝回忆道，“后来消息断了，大家都以为他死在外面了。你娘受不了打击，第二年就改嫁了，带着你……去了南方？还是哪儿来着？我也记不清了。”

李寻的心沉了下去。原来，在他不知道的地方，还有一个“母亲”。那个女人抛弃了他，改嫁了。而他记忆中的母亲，那个给了他生命和尊严的法拉姆，在法律意义上，竟然是个“外人”。

这种身份的错位感让他感到一阵恶心。

张秀芝留他在家里吃饭。红烧肉炖得烂烂的，香气扑鼻。但李寻吃得如同嚼蜡。他问起了父亲的具体工作地点，问起了当年的同事。

“你要找工作？”张秀芝明白了他的意思，“现在的铁路局可不好进，都是正式工，得有关系。不过你要是不嫌累，可以去劳务市场碰碰运气。现在到处盖楼，缺力工。”

第二天，李寻去了劳务市场。

那是位于火车站附近的一片空地。天还没亮，就挤满了几百号等着被雇佣的民工。李寻站在人群中，像回到了奎达的黑市。只是这里的老板不拿鞭子，而是拿着卷尺和图纸。

“谁会看图纸？”一个包工头喊道。

人群骚动了一下，没人敢应声。李寻犹豫了一下，举起了手。他在扎黑丹修过车，在奎达记过账，那些复杂的机械图纸和工程符号难不倒他。

包工头打量了他一眼：“你？毛都没长齐，会看图纸？”

“我会。”李寻跟着他到了工地。那是一个正在修建的商场基坑。包工头扔给他一张结构图。

李寻只看了一眼，就指出了图纸上的一个错误：“这里，钢筋配比不对。按照这个图施工，三层以上会塌。”

包工头愣住了，夺过图纸仔细看，随即冷汗下来了。这图纸是设计院刚送来的，他正准备下料，幸亏这小子眼尖。

“你叫啥？”包工头态度大变。

“李寻。”

“行，李寻，你跟我干。月薪三百，管吃管住。”

三百块钱。这在当时的乌鲁木齐是一笔巨款。李寻点点头，接下了这份工作。

他成了工地上的技术员兼监工。但他依然住在工棚里，和那些农民工一起吃大锅饭。他干活不要命，白天在基坑里爬上爬下，晚上在工棚的煤油灯下研究图纸。他学得很快，几个月时间，他就弄懂了建筑行业的全套流程。

工地的老板姓陈，是个福建人，精明能干，满嘴生意经。他发现李寻是个人才，开始有意提拔他。

“小李啊，”陈老板拍着他的肩膀，“光出力没用，得动脑子。现在这世道，胆大的撑死，胆小的饿死。”

李寻记住了这句话。

有一次，工地急需一批钢材，但市场上缺货，价格一天一个样。陈老板急得团团转。李寻想起了他在奎达做走私生意时的一些门路。虽然那是违法的，但那种对物资流通的敏锐嗅觉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