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铁证与红本

新疆的秋天来得猝不及防。一夜之间，院子里的老榆树叶子黄了大半，风一吹，像下了一场金色的雨。李寻坐在门槛上，手里捏着那张王福贵翻出来的旧报纸复印件。纸上那个模糊的名字——□□，像一枚烧红的烙铁，在他视网膜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王福贵开始忙活起来。这个平时除了抽烟就是晒太阳的老头，突然变得雷厉风行。他拄着拐杖，拖着那条病腿，一瘸一拐地往村委会和派出所跑。

“张大警官，你看这事儿……”王福贵把那张纸拍在小张警官的桌子上。

小张警官推了推眼镜，仔细看了看。“王大爷，这都多少年的事了。这纸太旧了，上面也没照片，做不了准啊。”

“咋做不了准？”王福贵急了，“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，□□，援外专家，失踪。这孩子长得就像咱中国人，那眉眼，那神态，还能有假？”

“不是怀疑他不是中国人。”小张警官耐心解释，“这是程序问题。落户得有出生证明，或者有当年的失踪档案对接。现在这情况，得往上汇报，得去查档案库。”

“查！赶紧查！”王福贵把拐杖顿得咚咚响，“这孩子救过咱村里人的命，你们不能让他当黑户！”

小张警官被缠得没办法，只好开着那辆偏三轮，带着李寻和王福贵，一路颠簸到了县里的公安局。

县局档案科的老科员戴着白手套，在一堆落满灰尘的卷宗里翻找了半天。那股陈旧的纸张霉味，让李寻想起了扎黑丹那个修车厂后面的棚屋。

“有了。”老科员抽出一本厚厚的、封面写着“1979年涉外失踪人员登记”的册子。

李寻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老科员戴上老花镜，指着一行记录：“□□，男，32岁，汉族，籍贯新疆乌鲁木齐。1979年3月赴伊朗参与铁路勘探，同年11月，因□□革命动乱，与项目组失联。状态：推定牺牲。”

推定牺牲。

这四个字像四颗钉子，狠狠地钉进了李寻的心脏。原来，在官方的定义里，他的父亲早就死了。不是失踪，是死了。

“那……我妈呢？”李寻突然开口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。

老科员愣了一下，抬头看着这个高瘦沉默的年轻人。“你母亲？”

“那个……伊朗的女人。”李寻艰难地组织着语言，“法拉姆·巴赫蒂亚里。”

老科员摇了摇头：“册子上只记录了中方人员。外籍家属……没有记载。”

没有记载。也就是说，在国家的记忆里，法拉姆从来不曾存在过。她就像她给李寻取的名字一样，真的是一粒被遗忘的尘埃。

李寻走出档案室的时候，外面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。王福贵在旁边絮絮叨叨：“这就对了嘛，有了这红章，啥都好办了。落户，分地，以后还能娶媳妇……”

李寻没听进去。他脑子里全是那句“推定牺牲”。他想起法拉姆临死前，用尽最后的力气在他手心里写下的那两个字。她拼了命也要告诉他他是谁，可这个世界早就给他判了死刑。

手续办得出奇地顺利。或许是烈士后代的身份起了作用，或许是王福贵的死缠烂打感动了办事人员。半个月后，李寻拿到了那张薄薄的、盖着大红印章的户口本。

姓名：李寻。

曾用名：无。

出生地：伊朗。

籍贯：新疆乌鲁木齐。

关系：王福贵（监护人）。

看着那一栏“监护人”，李寻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也有一丝酸楚。王福贵，这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孤老头，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法律意义上的亲人。

拿到户口那天，王福贵杀了家里那只不下蛋的老母鸡，炖了一大锅。酒过三巡，老头红了眼圈。

“寻娃啊，”王福贵夹了一块鸡腿给李寻，“以后你就是咱这村里的人了。好好活着，别辜负你爹你娘。”

“嗯。”李寻把鸡腿塞进嘴里，用力嚼着。肉很柴，但他尝到了幸福的味道。

日子似乎走上了正轨。李寻分到了村里的两亩地，种上了玉米。他学着村里人的样子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他甚至还报名参加了夜校，补习中文和数学。他的智商很高，那些复杂的方程式和汉字，他看一遍就能记住。老师夸他是天才，他只是淡淡地笑笑。

天才？如果他是天才，为什么救不了法拉姆？为什么在奎达只能做走私犯的走狗？

这种内心的撕裂感，在遇到王秀莲的时候，达到了顶峰。

王秀莲是隔壁村的，比李寻大两岁，是个裁缝。她常来王福贵家送些针线活。她长得不算漂亮，但有一双很亮的眼睛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

起初，王秀莲对这个沉默寡言、眼神忧郁的“海归”有些怕。但时间长了，她发现这个小伙子人很实在。他话不多，但干活不惜力。谁家要修个房子、搬个东西，喊他一声，他从不推辞。

慢慢地，王秀莲看李寻的眼神变了。女大当嫁，李寻虽然身世凄惨，但毕竟是烈士后代，又是正经庄稼人，长得也周正。

有一次，王秀莲来送衣服，特意给李寻做了一件新衬衫。

“给你的。”王秀莲把衣服递给他，脸红得像个苹果，“我自己裁的，不知道合不合身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