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至是被一壶茶的声音叫醒的。

不是闹钟，不是手机，不是任何人类发明的电子噪音——是茶水注入瓷杯时那种介于“潺潺”和“淙淙”之间的声音，带着热气蒸腾的细微嘶鸣，从柜台方向不紧不慢地传过来，像某种古老的、只存在于这家书店里的起床仪式。

他睁开眼。沙发的皮革在脸颊上压出了三道印子，左脸比右脸稍微红一点，因为昨晚他不知什么时候从靠着睡变成了趴着睡，脸埋在沙发扶手上。那条灰色羊绒毯不知什么时候被人从他身上拽走了一截，又加盖了一层——确切地说，是两层：里层是他自己的那条，外层是另一条更厚的深棕色毛毯，他没见过，大概是书店的库存。

“几点了？”他的声音还糊着，像隔了一层雾。

“七点十三分。”习止渊从柜台后面抬起头。他已经换好了衣服，深蓝色衬衫，袖子挽到小臂，眼镜擦得锃亮，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已经醒了至少两个小时——虽然他昨晚睡得并不比姜至多。“你还有四十七分钟。西站早上八点到九点之间有五趟过路车，如果阿回按原计划行动，他大概率会选最早的那趟。”

姜至花了整整五秒才把“阿回”和“原计划”和“西站”这三个词拼成一张完整的逻辑地图。然后他像被电击了一样从沙发上弹起来，毯子滑到地上堆成一团。

“你为什么不早点叫醒我？”

“你昨晚四点才睡。”习止渊把一杯新泡的茶推到柜台上——姜至的杯子，杯把朝向四点钟方向，“而且你睡着的时候说了一句梦话，我觉得你应该做完那个梦再醒。”

“……我说什么了？”

“‘别关灯。’”

姜至系扣子的手停了一拍。他不记得昨晚做了什么梦，但他记得那种感觉——黑暗的舞台上，聚光灯一盏一盏灭掉，他站在正中央，看着最后一盏灯也暗下去。然后他听到有人的声音从观众席传来，只有一句，但他听清楚了三个字：我在这里。

“你回我了吗？”他问。

习止渊擦着另一个杯子，没有抬头：“回了。我说——‘灯开着。你睡。’”

姜至没有接话。他低着头把衬衫最后一个扣子系好，发现衬衫里面这件白T恤是昨晚习止渊借他那件，他忘了还，直接穿着睡了一夜。领口有一点点洗衣液的味道，不浓，不是他惯用的牌子，但他不讨厌。

“这件衣服——我穿走了。”

“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。”

“……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”

“上次你来在沙发上睡着。第二天走了以后。我多备了一套。”

姜至决定不再追问了。因为他发现习止渊这个人有一个可怕的习惯：每件事都是“上次你来”的时候就准备好了，但从来不主动说。等你发现了，问起来，他就用那种“这是很正常的事”的语气回答，让你没法骂他多事，又没法说他不贴心。

“走吧。”姜至把外套穿上，拿起车钥匙。

“先把茶喝了。”

“要迟到了——”

“茶不喝，你今天会在路上发火至少三次。第一次是在第一个红灯，第二次是被加塞，第三次是到了西站找不到停车位。”习止渊把茶杯推近了一寸，“现在是七点十六分。你喝完这杯茶需要四分钟。七点二十出发，到西站车程三十分钟，停车步行十五分钟。你会在八点零五分左右到达候车大厅。阿回的车如果是八点十六分那趟，你有十一分钟。”

姜至端起茶杯，一饮而尽。然后他放下杯子，看着习止渊：“你连我发火的规律都分析了？”

“不是分析。是观察。”习止渊拿起自己的外套——一件深灰色风衣，和他平时的风格一致：低调，但剪裁极好，套在他宽阔的肩线上服帖得像是第二层皮肤，“而且你上次在红灯骂人的时候，骂了同一个词，三遍。我猜那是你的习惯。”

“……我骂的什么？”

“‘绿灯了你他妈会不会开’。三遍。”

姜至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来反驳，但他发现自己确实会在每个红灯说这句话。他选择沉默。

早上七点二十分的文创街区，阳光刚刚越过楼顶，照在雨后湿漉漉的石板路上，空气里飘着一股糖炒栗子的焦香和深秋泥土的冷腥。姜至的车从停车场驶出来，拐上主路。副驾驶上坐着习止渊，膝盖上放着一个牛皮纸袋——里面是两杯装在保温杯里的热普洱和一袋苏打饼干。

“你出门带茶。”

“路上会渴。”

“二十分钟的路程。”

“你昨晚脱水了。喝酒、淋雨、在沙发上睡了一夜。今天早上你的嗓子比平时哑了零点五个音阶。”

姜至在红灯前踩了刹车，转头盯着习止渊看了片刻：“你什么时候测的？”

“你刚才说‘几点了’的时候。”

“那个就三个字。”

“够用了。”

绿灯亮了。姜至一边踩油门一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“你知道你这种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很变态对吧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习止渊拧开保温杯的盖子，把茶递到姜至手边，“但你也说了——在某些情况下。不是所有情况。”

姜至用空着的右手接过杯子，喝了一口。温度和浓度都是他习惯的标准。他把杯子还回去，习止渊接住，拧好盖子放回牛皮纸袋，动作流畅得像是一场不需要排练的双人戏。

他们到西站的时候是早上八点零三分。停车场果然如习止渊预测的一样难找，但姜至忍住了没有骂人——不是因为脾气变好了，而是因为每次他想骂人，习止渊就会在旁边用食指敲一下膝盖。不是敲给他看的，是在看手机，但那个节奏刚好能把他的脏话卡在喉咙里。第三次敲的时候姜至忍不住了。

“你是不是在算我的脏话频率？”

“没有。我在看林姐发的消息。”习止渊把手机屏幕转给他看。

林远舟发来的微信，简洁得像是警方通报：“票务系统显示宋回（身份证号已核实）未通过西站闸机。三点的车票未退。建议在候车厅二楼B区快餐区排查。此人曾在该区域连续消费三次，每次点一份最便宜的豆浆，坐两个小时以上。”

“豆浆。”姜至熄了火，看着那行字，“每次只点一杯豆浆，坐两个小时。你以前见过的那些人——也有这样的吗？”

“有。”习止渊收好手机，解开安全带，声音平静但尾音里有一点不易察觉的下沉，“他们通常会选最便宜的东西，不是因为没钱，是因为觉得多花一分钱都对不起自己。”

姜至没有说话。他推开车门，走进北京西站清晨的人流。

候车厅二楼B区，快餐区的塑料桌椅里散坐着几十个等车的旅客。有人在吃泡面，有人趴在行李箱上补觉，有人对着手机屏幕发呆。晨光从巨大的玻璃穹顶倾泻下来，把每个人照得清清楚楚。角落里靠墙的位置，一个瘦小的年轻男人坐在那里，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豆浆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工装外套，款式很老，但是干净，袖口磨破的地方用同色线仔细缝过。他低着头，看自己放在桌上的手，一动不动。

姜至在离他还有五张桌子的地方站住了。

“是他吗？”

“是他。”习止渊低声说，“外套的肩宽和袖长不符，不是他的外套。是他哥的。”

姜至深吸一口气，朝那张桌子走过去。习止渊没有跟——他停在了快餐区入口，站在一个既能看见姜至又能看见阿回的位置，把资料袋抱在胸前，脸上的表情像是根本不属于这个嘈杂的候车厅，而是属于某个深夜的案卷室。他在记录一切，也在守护一切。

姜至在阿回对面坐下。

年轻男人抬起头，他的脸很瘦，颧骨突出，眼睛不大，眼距稍宽，嘴唇干裂起皮。看起来不像二十五岁，像三四十岁。但当他看到姜至的脸时，那双疲惫的眼睛突然睁大了。不是恐惧，是一种姜至从来没在任何人的眼睛里看到过的、极其复杂的情绪——像是被找到，又像是被发现。

“你——”阿回的声音哑得像是砂纸刮过水泥墙，“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姜至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他看了一眼桌上那杯凉透的豆浆，然后转头对经过的保洁阿姨说：“阿姨，这里能点餐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