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稷打开两个行李箱。

一个箱子里塞满了被褥，厚厚的，压得实实的。还有一些旧衣服，叠得整整齐齐，边角都磨得脱线了。

另一个箱子打开，最先露出来的是一大袋干米线，白花花的，占了半个箱子。剩下的空间塞满了瓶瓶罐罐——罐头瓶子、矿泉水瓶子，什么形状的都有。里面是母亲腌的咸菜：酸豆角、酸茄子、泡椒。

瓶子外头用塑料袋裹了一层又一层，怕碎了漏了。行李超重了。交超重费的时候，宋稷心疼得跟割肉似的。

但他舍不得扔。这些东西是母亲一样一样攒出来的——瓶子是攒的，菜是从自家菜园子里摘的，腌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着，母亲一边忙活一边念叨，“带过去，想吃的时候就能吃上”。接下来五年，他大概买不起回国的机票。这些瓶瓶罐罐，是他能带着的、离母亲最近的东西。吃一口酸豆角，就能想起家里那张饭桌，想起母亲穿着围裙在灶台前忙活的样子。

背包里装着证件、文件，还有零散的一些欧元纸币。剩下的空间，全是一支一支的没有包装的牙刷，一包一包的毛巾，还有一些针线。

临出发前母亲一样一样往他包里塞，“国内的东西便宜，多带点，省下的钱多吃点好的”。他当时想说“德国也有卖的”，但看她弯腰往包里塞东西的背影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

宋稷揉了揉眼睛，有点湿。

随后下楼找了个桶，一块破破烂烂的抹布，打水上来，开始擦房间。桌子、窗台、床架，一点一点擦过去。床板上落了一层灰，他用抹布抹干净，把带来的被褥铺上。屋子收拾完，看着整齐多了。

宋稷提着水桶准备出门，忽然想起书桌的抽屉还没擦。转身回去，伸手拉左边那个。没拉动。他以为时间久了，木头卡住了，再加了点力气。

还是纹丝不动。

好吧，大概是锁上了。一会儿下楼问艾玛太太要钥匙。

他伸手拉右边那个。潜意识里觉得右边应该也锁着，他用的力气大了些——结果抽屉直接被他整个拉出来，“砰”的一声砸在地上，响得吓人。

楼下立刻传来艾玛太太骂骂咧咧且不耐烦的声音。他听不清她在喊什么，但那个语气，大概是在说“安静点！”。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宋稷用德语冲着门口喊。

他弯腰把抽屉捡起来，准备塞回去。手指碰到抽屉背面的时候，摸到了什么东西。把抽屉翻过来放在桌上，背面朝上。

是一张纸。黄色的，很旧了。摸上去又硬又糙，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。它被牢牢粘在抽屉背面，严丝合缝，边角一点翘边都没有。纸上画着一些图案，但年代太久，早就看不清了。只有右下角有个符号还能隐约认出来——像是天平，又像有把剑，一条蛇缠在天平两端，剑的上头有个圆形的线条。看起来不伦不类，奇奇怪怪。

他想把纸撕下来看看。指甲抠了半天，纸纹丝不动，反倒把他指甲盖刮得生疼。宋稷叹口气，放弃了，把抽屉原样放了回去。

衣服没几件，很快就塞进了衣柜。

楼下传来艾玛太太的声音，叫他下楼去餐厅吃饭。

餐厅里，艾玛太太端上一大锅糊糊。五颜六色的，里头有面包块，有蔬菜，有切成段的红肠。一股浓烈的芥末味冲进鼻子。宋稷看着那锅糊糊，很想问问艾玛太太到底往里头搁了多少东西。

他硬着头皮喝完了一碗。不合口味，但他努力咽下去了。

艾玛太太伸手想再给他盛一碗，他赶紧摆手，表情严肃得跟拒绝什么大事似的。吃完上楼前，他把一些零钱放在了餐桌上。艾玛太太说过免费提供一日三餐，但房租已经比别家便宜三分之二，他实在不好意思再白吃白喝。

两天没洗澡了。从家里出发到现在，火车上、路上、雨里淋着，身上那股味儿他自己闻着都恶心。

宋稷拿了几件换洗衣服，去了浴室。奥格斯堡的雨季很长，一年有九个月都在下雨。他没带伞，从火车站到这儿淋了一路。

温热的水冲在身上，他盘算着明天的行程——先去办入学手续，然后去二手市场淘一把便宜的伞。

正想着，浴室门“砰”地被推开了。

艾玛太太站在门口。

宋稷整个人僵住，手忙脚乱地拿手挡着，脸涨得通红。

艾玛太太没看他。她把手里的东西往他放衣服的架子上一扔——是那些零钱，他刚放在餐桌上的那些。

艾玛太太嘴里骂骂咧咧的，转身离开，门摔得震天响。

宋稷站在原地，目瞪口呆地看着那把零钱。

热水还往他身上淋着，热气还往上飘着。

宋稷坐在窗前的书桌前，把小台灯打开了。微暖的黄光洒出来，刚好照亮他面前这一小块地方。房间其他地方还是暗的。他没开顶灯。在国内读本科那会儿也是这样。只要是自己一个人，他就把宿舍的顶灯关掉，只留自己的小台灯。一来他确实喜欢这种独处的氛围，灯光拢着自己，外面暗着，心里踏实；二来他也觉得这样省电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

宋稷坐着发了一会儿呆。眼前的窗帘动了动，像是被风吹起来的。

他这才想起来——刚才好像忘了检查窗户。他站起身，拉开窗帘，把窗户上下左右摸了一遍。严丝合缝，关得死死的。

那刚才那风是怎么回事？

他心里嘀咕了一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