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13年，我33岁。

正月里，因为永琮的离世，乾隆和富察皇后心情极为沉重，富察皇后强忍悲痛劝乾隆不要悲伤，保重身体。但她瘦了许多，衣裳穿在身上空荡荡的。每日请安见她坐在上首，脸上带着笑，跟来请安的人说些家常话，语气还是温和的，只是那笑怎么也到不了眼底。

二月初，春华年满25岁，内务府安排出宫了，我照旧给了她15两银子做散伙费。

我身边的宫女、太监离开都给15两银子的散伙费，多了也没有，按着规矩贵人年例100两，生日额外赏赐现银150两左右。

记得历史上，乾隆从二十几年开始总是少给我生日赏银，不过好歹年例和大部分集体赏赐没怎么少过，不然我都没钱赏宫人了。我目前是不知道原因了，提前知道也好，省得到时候伤心，要是换了别人得怄气怄死。我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，没有儿女，家里人丁凋零，没什么工作压力，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。

月底，内务府送来了一名宫女补缺，名叫福乐，今年14岁。现在我身边宫女是济兰、春蓝、德音、福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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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钟爱富察皇后，如今期盼多年的儿子夭折了，再加上现在金川战争失利，他这个人每次只要一打仗，脾气就特别暴躁。在这样的双重悲愤之下，我只有躲得远远的，不敢触了他的霉头。

我的乐器半点不敢动。古琴蒙了尘，月琴也收进了匣子里，连那支陶埙都用布包好，塞进了柜子最深处。

每日只画画、看书、写作，画些花草，写些零碎的句子。

屋子里挂了好多自己画的画。有家乡的风景，家里的房子，门前的小河，还有一条小船。还画了好多花儿鸟儿，屋子的角落有好几副画毁了的肖像画，我就照着镜子画我自己，画出来能有三分像就不错了。

德音心细，每日在延禧宫里归整收拾，每一样物件都做了册子，她从库房里收拾出来好多编绳，料子不错，颜色也有好几样。

我多年不编绳，手生疏了不少。小时候我还想着摆个小摊卖编绳项链和手链的，那时候总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。如今坐在廊下，手里捏着绳子，慢慢地编着，心也就静下来了。

我和德音一起编了许多手链、脚链、项链。之前过节赏的佛珠也全翻了出来，一颗一颗地串起来，编成新的样子。

廊下的风铃响一阵，停一阵，又响一阵。

我其实也没想什么，只是编着编着就走神了。

娴贵妃那日来延禧宫看我，大概是看出我的忧愁了。她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坐在窗前拿着笔发呆，纸上一片空白，墨迹干了好一会儿了。她没有说什么，在我对面坐下来，自己拿了本书看。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她把书放下了。

“是不是想家了，要不要再托我外甥偷摸往家里寄点东西？”她说。

我摇了摇头。“不是这个。”我看着她的眼睛，心想：我无力改变任何人，我也无心改变任何人，重在当下就好。我笑了笑说：“人生不过三、四十年，我才不浪费时间忧愁呢。我只是在想那篇悬疑案子的情节，想了快半个月了还没动笔呢。我要是个卖书的，怕是能饿死。”

“你呀，真的毫无上进之心啊，难不成在贵人的位置上做一辈子？”

过了片刻，她伸出手，虚虚地覆在我的眼睛上。她的掌心很暖，她的声音从暗处传来。

“你的眼睛真清亮啊，好似能看到很多东西。有的人会怕你看透他的。”

我拉下她的手。“哪有，我又不是多么世故的人，我呀，一遇到点儿不高兴的事情就挂脸上了。”

我把左脸贴在书桌上，侧头看着她，“贵妃，你信算命吗？”

她被我逗笑了，“你去京城里摆个算命摊子，看看一天能被掀多少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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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十一日，富察皇后在德州去世。

我这人一向不随行的，消息传到宫里的时候，我正在窗前删改情节，窗外飘着细密的雨丝。济兰几乎是跑进来的，我听了很久才反应过来，把之前备下的护膝全部找出来了。

过了几日，富察皇后的灵柩还宫，停灵在长春宫。

乾隆对丧仪要求极严，贴身伺候的太监宫女们都战战兢兢。

我也很悲伤，但是流不出眼泪。我知道必须哭，提前准备了大蒜叶和辣椒的汁水，用一个小陶瓷瓶子装着。抹在手帕上，抹在衣袖上，剩下的藏在怀里。

众人跪在蒲团上，赞礼官一喊“哭”，我便用衣袖掩面，辣味冲上眼睛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哭要有眼泪，哭出声，赞礼官喊“止”才能停。

我跪在蒲团上，听着满殿的哭声，高的、低的、尖的、哑的，混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的。

旁边宫女们端来托盘给众人剪发。按着规矩皇子宗亲剪一小节发辫，妃嫔福晋们剪一缕头发。我拿起剪刀，剪下一缕头发，放在托盘里。

长春宫停灵，每日三祭奠，早中晚各一次。一连十几日，膝盖跪在蒲团上，久跪之后，是一种麻木的钝痛。

嘉妃怀着身孕，特意批准在宫里养胎。她住在景仁宫，离长春宫近，每日哭丧的动静隔墙传过去，她睡也睡不好，战战兢兢的。

三月二十五日，富察皇后梓宫出东华门到景山观德殿。妃嫔按位次排序跪哭送行，我跪在人群里，听着远处传来的哀乐，低着头。早上的时候济兰牢牢地把护膝缝在了裤子上，稍微有那么点用，但还是很疼。

接下来是连续百日的哭祭。百日内严禁音乐、喜庆、华服，二十七个月素服。

跪到月底，我的左膝盖旧伤复发。走路尚且可以用马面裙遮掩一下，看不太出来，但连续的跪拜彻底伤了左膝盖，每次从蒲团上站起来，左腿都要慢半拍，弯不下去，也直不起来。

四月九日，乾隆申斥了太监张玉柱。

四月十二日，大封后宫的口谕下来了。令嫔晋妃，陈贵人晋嫔，陆常在、那常在、林常在晋为贵人。

我穿着丧衣跪坐在蒲团上，听着内务府太监传来口谕，听到“陈贵人晋嫔”时，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最近太累了，脑子很迟钝，只是轻轻呼了一口气。傍晚回延禧宫，济兰和徐宁都挺高兴的，我连晚饭都没吃，早早地睡了。

四月二十日，娴贵妃被晋为皇贵妃。

四月二十二日，内务府安排了封号备选，一共三个——婉，颖，巽。乾隆选了婉字，我成了婉嫔。

葬礼上乾隆借题发挥，处置了好些人。我让身边的德音也抹一点大蒜多哭几下。晚上回来，我告诉身边的宫女太监们，现在是多事之秋，千万不要打扮也不要笑闹，只做悲伤的样子，熬个半年也就够了。

从四月开始，乾隆每个月都要处置一些官员。

五月，那天傍晚我回延禧宫时发现宫门口有好些侍卫、太监。他坐在延禧宫正殿里，我去请了安，想着他应该是来找令妃的，打算退下。

他沉默了许久。我在一旁等候着，三月到四月初他确实悲伤，但现在他冷静了不少，估计在心里细细盘算着怎么处置那些对政务懈怠的官员。我保持沉默坐在一旁，没有打扰他。他伸手，我靠近了些，他侧过头，下巴靠在我肩上，在我耳边用满语说些我听不懂的话。我静静听着，听不听得懂都不重要，他大约也只是为了倾诉。他忽然停了，抬手摸了摸自己鬓角，大约是发现了白发。

我也看见了。“要不要帮你染成黑色？”我轻声问。

他摇了摇头。坐了一会儿，他站起来，理了理衣裳，什么也没说，回了养心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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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月里，令妃忙着搬到储秀宫去，前前后后折腾了十几日，宫人们一箱一箱地往外抬，脚步声在甬道里来来去去，过了好些天才渐渐消停下来。我等她搬完了才动，不着急。反正延禧宫住惯了，往后我要住大半辈子呢，没什么区别。

倒是济兰她们急得不行，徐宁也是，一趟一趟地往主殿那边跑，回来就说这个搬了、那个还没搬完，又问我什么时候收拾行李。

最近我被香熏得上火，口腔里长了好几个溃疡，腿也跪得疼，每天傍晚回来就往床上一躺，我躺在床上吃着桃子，看他们在屋子里转来转去。

“主子，咱们该收拾了。”济兰说。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咬了一口桃子。

她又说：“主殿那边只剩些零碎东西了，再有两日就腾空了。咱们的东西也不少，得提前打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