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拉姆愣住了。她看着那个老人。虽然苍老，但那五官，那神态，分明就是她的父亲，侯赛因·巴赫蒂亚里。

“爸爸？”法拉姆颤抖着，想要关上门。

“别怕。”老人伸出枯枝般的手，挡住了门，“我不是鬼。我是真的侯赛因。”

侯赛因没有死。

当年，行刑队开枪的时候，有一颗子弹打偏了，只打穿了他的肩膀。他倒在死人堆里，装死逃过一劫。后来，他靠着乞讨和偷渡，一路流浪到了土耳其。

他在伊斯坦布尔，隐姓埋名，当了二十年的清洁工。直到他听说，有个叫“法蒂玛”的波斯女人，住在贫民窟里。他凭直觉，找到了这里。

“爸爸……”法拉姆跪在地上，抱着侯赛因的腿，嚎啕大哭。

那是她这辈子，哭得最痛快的一次。

父女俩在破旧的阁楼里，相拥而泣。二十年的恩怨，二十年的分离，在这一刻，都化作了泪水。

“孩子，”侯赛因抚摸着女儿的白发，“苦了你了。”

“不苦。”法拉姆哭着说，“只要您活着，我就不苦。”

侯赛因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下来。他身体不好，每天都要吃药。法拉姆拼命地干活，赚钱给父亲治病。

他们就像两个相依为命的孤儿。虽然贫穷，但很幸福。那是法拉姆一生中，最平静、最温暖的时光。

她会给父亲读诗，读哈菲兹的诗。侯赛因会教她下棋，虽然他总是输。

“法拉姆，”有一天，侯赛因躺在病床上，虚弱地说，“我快不行了。”

“别瞎说。”法拉姆握着他的手，“您会好的。”

“听着，”侯赛因喘着气，“我死后，你不要把我埋在这里。把我送回德黑兰。把我埋在你妈妈旁边。那个乱葬岗，太冷了。”

“好。”法拉姆流着泪点头，“我送您回去。”

“还有，”侯赛因从枕头底下，摸出一个破旧的怀表，“这个，给你。”

那是侯赛因当年被逮捕时，唯一带在身上的东西。

“这是你爷爷的怀表。”侯赛因说，“它走了一百年了，还没停。你要留着它。看着它，就像看着我们。”

几天后，侯赛因死了。

法拉姆抱着父亲的尸体，在阁楼里坐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她变卖家产，买了一口薄皮棺材。她把父亲装进去，然后，背着棺材，踏上了回德黑兰的路。

那是1992年的春天。

伊朗的边境已经开放了。但检查依然严格。

法拉姆背着棺材，站在海关口。
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海关人员问。

“我父亲。”法拉姆说，“我要带他回家。”

海关人员检查了证件。那是□□。他们发现了问题。

“你不能进去。”海关人员说，“你是通缉犯。法拉姆·巴赫蒂亚里。我们要逮捕你。”

法拉姆没有反抗。她只是跪下来，恳求道：“求求你们。让我进去。让我把父亲埋了。埋完，我随你们处置。”

海关人员看着那个跪在地上、满头白发的老妇人，心软了。

“进去吧。”海关人员挥了挥手，“别再出来了。”

法拉姆背着棺材，走过了边境线。

她回到了德黑兰。

城市变了。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。但那种压抑的气氛，依然没变。

她没有回别墅。别墅早就拆了，盖成了政府大楼。

她去了后山。那个乱葬岗。

她挖开了帕丽的坟。那只是一堆乱石。

她把侯赛因的棺材放进去，和帕丽埋在了一起。

没有仪式，没有祈祷。只有法拉姆一个人，在坟前烧了几张纸。

“爸爸，妈妈。”法拉姆说，“我回来了。我把你们带回来了。”

她坐在坟前，看着这座她曾经无比厌恶，却又无比眷恋的城市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荒草上。

法拉姆突然觉得很累，很累。

她躺了下来，枕在父母的坟头上。

她闭上眼睛。

她仿佛看到了凯蒂斯。那个已经长大的孩子，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站在不远处，微笑着看着她。

“娘，”凯蒂斯说，“我来接你了。”

法拉姆笑了。

她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路过的牧羊人发现了她。

法拉姆·巴赫蒂亚里，死在了父母的坟前。

手里，紧紧攥着那块侯赛因留下的怀表。

表针，还在走。

哒、哒、哒。

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