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水泥森林里的蝼蚁

卡拉奇像一头濒死的巨兽，在八月黏稠的湿热里喘息。港口的腥臭味混合着柴油、腐烂蔬菜和数不清的人体汗液发酵的味道，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毒雾。货轮靠岸时，缆绳抛上码头的巨响，并没有惊醒沉睡的城市，反而像是投入深渊的一块小石子，连回声都没有。

法拉姆背着凯蒂斯，随着人流挤下船。脚踩在坚实陆地上的那一刻，她并没有感受到新生的喜悦，只有一种更深的不安。这里的混乱不同于扎黑丹那种荒凉的混乱，而是一种拥挤的、窒息的、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的混乱。成千上万的人像蚂蚁一样涌动，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包袱，眼神里写着同样的焦灼与绝望。

“娘，好多人。”凯蒂斯把脸埋在法拉姆的颈窝里，小手死死抓着她的衣领。

“别抬头，别看他们。”法拉姆压低声音，把罩袍的褶边拉得更低，遮住凯蒂斯那张过于显眼的面孔。在这里，一张东亚人的脸不仅是异类，更是被仇视的对象。阿富汗战争虽然还没全面爆发，但反苏、反西方的浪潮已经在贫民窟里暗流涌动，中国人作为曾经的“盟友”或“异教徒”，随时可能成为暴力的宣泄口。

他们没有身份证明，没有钱，甚至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法拉姆用身上仅剩的一点钱，在港口附近最破败的利雅得贫民窟租下了一张床铺的位置。所谓“床铺”，是指在一个十平米左右的铁皮屋里，用木板隔出来的一小块空间，仅供一人平躺。白天必须把铺盖卷起来，晚上才能打开。整个屋子住了二十几个人，男女老少混杂，空气里永远弥漫着尿骚味和劣质咖喱味。

凯蒂斯被安置在床铺的最里面。这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泡，蚊子像轰炸机一样在头顶盘旋。

生存是残酷的。法拉姆必须立刻找到工作。她不会说乌尔都语，只会几句蹩脚的英语和波斯语。她只能去那些不需要语言交流的地方——砖厂、垃圾处理场、纺织作坊。

她最终在一家地毯作坊找到了活计。那是地狱般的场所。低矮的房间里，几十台织机轰隆作响，空气中飘浮着羊毛的碎屑和染料粉尘。工人们，大多是像她一样的难民妇女，盘腿坐在地上，用龟裂的手指打结、剪绒。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，得到的报酬勉强够买一天的馕和水。

法拉姆的手指很快就被染成了各种颜色，指尖磨破了皮，露出了鲜红的嫩肉。但她不敢停。一旦停下，房东就会把她们赶出去，或者那些在巷子里游荡的、专门拐卖童工的“掮客”就会盯上凯蒂斯。

凯蒂斯四岁了。他很少出门。法拉姆用一根长长的布条，一头系在自己的腰上，一头系在凯蒂斯的腰上。只要她在家，这根绳子就是连接生死的脐带。

“娘，我想画画。”有一天，凯蒂斯指着墙上的涂鸦说。

那是一个当地孩子用木炭画的歪歪扭扭的太阳。

法拉姆看着自己满是伤口和老茧的手，沉默了许久。下班后，她在路边捡了一块锋利的玻璃片，又在一个建筑工地捡了一块平滑的水泥板。

回到家，她把这两样东西递给凯蒂斯。

“这就是笔和纸。”她说，“你想画什么，就画在上面。”

凯蒂斯小心翼翼地接过玻璃片。他没有抱怨，也没有失望。他用这块尖锐的“笔”，在那块灰暗的“纸”上，开始划动。玻璃划过水泥，发出刺耳的吱嘎声，但在凯蒂斯听来，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。他画了月亮，画了星星，画了法拉姆的背影。

从那天起，水泥板成了凯蒂斯唯一的乐园。他在这个贫瘠的画板上，构建着自己的宇宙。

但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快被打破。贫民窟里爆发了传染病。痢疾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。隔壁床铺的一个阿富汗家庭，一夜之间死掉了两个孩子。

法拉姆惊恐地发现，凯蒂斯也开始发烧、腹泻。

“独眼”虽然给了他们船票，但在卡拉奇，没有人会照顾一个生病的异类。诊所进不起，药买不起。法拉姆只能去药店门口乞讨，或者去垃圾堆里翻找过期的药物。

凯蒂斯躺在那一小块肮脏的床板上，瘦得像一把干柴。他不再哭闹，只是用那双大眼睛看着法拉姆，眼神越来越涣散。

“娘……我冷……”他把身体蜷缩成一团。

法拉姆脱光了自己的衣服，钻进那床散发着霉味的薄被里，紧紧抱住他。她用体温去暖他，用自己的嘴唇去吻他冰冷的额头。她想起了德黑兰那个有暖气的冬天，想起了父亲书房里的壁炉。

“你会好起来的，凯蒂斯。”她一遍遍地重复，像是在念咒语，“你是尘埃，风吹不散，雨打不烂。”

也许是求生的本能太强，也许是上天还不打算收走这粒尘埃。凯蒂斯熬过了那个夜晚。烧退了，腹泻也止住了。但他原本就瘦弱的身体，变得更加单薄，头发也开始发黄、脱落。

法拉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和儿子。她才二十多岁，眼角却已爬满了像刀刻一样的皱纹。凯蒂斯也不再像个孩子，他的眼神里有一种老人的沧桑。

为了赚钱，法拉姆开始接一些“私活”。她利用在贵族家庭学会的刺绣手艺，给那些有钱人家的夫人修补纱丽。她把活带回贫民窟做，常常熬夜到凌晨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她的视力急剧下降，针尖一次次扎进手指，血珠染在丝绸上，她还得想办法用绣线遮盖掉。

凯蒂斯总是陪着她。他不吵不闹，就在旁边的水泥板上画画。有时候画累了，就趴在地上睡着了。法拉姆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阵阵绞痛。她知道自己给不了他正常的生活，甚至给不了他一顿饱饭。

“娘，你在哭吗？”有一次，凯蒂斯半夜醒来，摸了摸她的脸。

“没有。”法拉姆擦干眼泪，“是烟熏的。”

“等我长大了，我要盖一座大房子，”凯蒂斯迷迷糊糊地说，“有玻璃窗户，有地毯，还有……还有很多很多的馕。娘就不用再绣花了。”

法拉姆再也忍不住，把头埋在膝盖里，无声地恸哭。

几年过去，凯蒂斯到了上学的年纪。但在卡拉奇，像他们这样的黑户，根本不可能进入正规学校。即使是最廉价的私立学校，也需要出生证明和免疫记录。

法拉姆不想让儿子变成文盲。她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“教学”。每天早上，她出门前，会用木炭在地上写下几个波斯字母，或者几个英文单词。

“今天学这几个字。”她指着地上的符号，“等我回来，你要是会写了，我就给你讲一个德黑兰的故事。”

于是，凯蒂斯每天的功课就是，用玻璃片在水泥地上临摹这些字。他写得极其认真，每一个笔画都力透“纸”背。贫民窟的孩子们嘲笑他是个疯子，对着他扔石子，骂他是“中国猪”。凯蒂斯从不还嘴，只是把身体贴在墙上，等他们走了，再继续写字。

这种非人的坚韧，引起了隔壁一个老人的注意。老人叫阿里，是个退休的铁路工人，来自印度，因为印巴分治流落到这里。他是个无国籍者，能说几种语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