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安玉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。她把陈曦说的每一个细节都写了下来，写得很潦草，但每一个字都压得很用力，纸面被笔尖压出了凹痕。

“孟晓棠自杀之后，你有没有跟警察说过这些事？”

陈曦沉默了。她的目光从秦安玉的脸上移开，落在了桌面上那个牛皮纸信封上。信封的封口处有一道折痕，折痕很深，纸张在那道线上泛白了，像是被反复折过很多次。她伸出手，用食指沿着那道折痕摸了一下，动作很轻，像是在抚摸一个旧伤口。

“说了。警察来学校调查的时候，我主动去了派出所，把我知道的全部说了。给我做笔录的是一个年轻的警察，态度挺好的，问了我很多问题，写了很长的笔录，让我签字按手印。我以为这些材料会派上用场，会有人去查刘安平，会有人去查王晓萍，会有人去查江雨。但是后来，没有下文了。”

“没有下文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没有任何消息。没有人通知我调查结果，没有人告诉我他们有没有被处理。我后来打电话去问，接电话的人说案件已经结了，孟晓棠是自杀，排除他杀，没有犯罪事实。我说那校园霸凌呢？对方说，霸凌的事不归他们管，让我去找学校。”

陈曦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嘴角动了一下，表情里带着无奈和愤怒。那个表情在她的脸上停留了不到一秒，就被她收了回去，重新换回了沉稳、克制的表情。

陈曦把桌上的牛皮纸信封推了过来。“这是我当年写的证言，我根据记忆重新整理了一份。里面还有几个其他同学的证言，都是当年看到过或者听到过一些事情的人，我后来一个一个去找了他们，问他们愿不愿意作证。大部分人都愿意，因为十一年过去了，刘安平家的势力也没那么大了，大家不再那么怕了。”

秦安玉接过信封，没有打开。“还有一个证人，刘安平公司的员工，林远提到过的那个人。”

陈曦从包里拿出一张便签纸，在上面写了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，递给秦安玉。“这个人叫孟涛，是刘安平公司的技术总监，和刘安平共事多年。他手上有刘安平酒后说话的录音，内容涉及到当年的事。你们去找他，他会配合的。”

下午，秦安玉和另一个同事去了孟涛的工作单位。孟涛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，穿着格子衬衫和深蓝色的牛仔裤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看起来就像一个典型的搞技术的人。他把秦安玉带到了公司楼下的咖啡厅，点了一杯美式，不加糖不加奶，喝了一口之后整个人的表情都没有任何变化，大概已经苦到尝不出味道了。

“录音在我的电脑里。”孟涛说的第一句话和案子没有任何直接关系，但意思很明确东西我有，你要的话我给你。“我跟了刘安平八年，看着他一步一步把公司做起来的。他这个人有能力，有眼光，有魄力，不然我也不会跟他干八年。但他的人品，我不评价。”

孟涛说他之所以录那个音，是因为刘安平在一次公司聚餐之后喝多了，开始说一些他以前从来不会说的话。他说到了他的高中时代，说到了孟晓棠，说到了一个“不识抬举”的女孩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语气不是忏悔，不是后悔，是一种轻蔑的、带着炫耀意味的、像是在说一个他征服过的什么东西的语气。孟涛说他当时觉得恶心，就偷偷用手机录了下来。“我本来想举报他，但后来想想，一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说的那些话是真的，二是他家的关系网那么密，我一个小员工，能翻出什么水花。”

秦安玉说你现在愿意把录音交出来吗。孟涛说愿意，因为江雨死了，他知道这件事迟早要翻出来。他说他不想做那个站在岸边看着船沉的人。

秦安玉从孟涛的电脑里拷贝了那段录音。录音的质量不算好，背景有嘈杂的音乐和碗筷碰撞的声音，但刘安平的声音很清楚。他用一种慵懒的、带着醉意的语调说：“那个女的，死了就死了，能把我怎么样？”“我爸说了，这种事就当没发生过，该干嘛干嘛。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在笑，那种笑不是大笑，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、轻蔑的、不可一世的笑。

秦安玉把录音文件拷贝了一份，存进了案卷的电子文件夹里，加密，设了多重密码。她从咖啡厅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，路灯还没有亮，天空的颜色是一种介于蓝色和灰色之间的、暧昧不清的、没有名字的颜色。

她上了车，发动了车子。在回局里的路上，她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如果当年那个案子被查了，如果当年的那些证言被采纳了，如果刘安平、王晓萍和江雨在十一年前就得到了应有的处理，孟晓棠会不会还活着？林远会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江雨会不会被肢解扔在废弃工地里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