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七月，李煜卒于汴京，年四十二。太宗追赠太师，追封吴王，以王礼葬于洛阳北邙山。

他死后，南唐这个国号，在史册里正式落幕；他在汴京邸第里的身影，也随之淡去。

可他的词，却没有随他死去。

《虞美人》《浪淘沙》《相见欢》……这些词，从他生前，就已在江南、在汴京传唱；他死后，更是一路传了下去，传过两宋，传过元明清，传进了千年之后每一个读词的人心里。

后人提起李煜，多称“南唐后主”，称“词中之帝”。他亡国的悲剧，反而成就了他词的巅峰；他不是一个成功的君主，却是一个伟大的词人。这大约是他此生唯一的安慰，也是他此生最大的讽刺。

李煜死后，江南的百姓，还记得他。

史载江南之人，多有怀念李后主者。他在位时，虽昧于国事，却从未苛待百姓，江南在他治下，度过了乱世里难得的安和年月。比起那些武夫割据、屠城无数的君主，李煜这个“垂泪对宫娥”的仁弱之君，在江南父老的心里，反而留下了几分宽厚温存的印象。

南唐的遗民，散落于宋廷的官府、市井之间。他们中间，有人还记得金陵宫阙里的旧事，有人还传唱着李后主的词。徐铉入宋后，曾奉诏参与编撰《太平御览》等书，江南的典籍、文脉，就这样一点一点，汇入了大宋的文化洪流。

一个亡国之君，能在死后仍被百姓念着，能在千年之后仍被世人读着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。李煜用他的一腔真率，换来了这份身后的念想；而他生前拼尽全力想守住的东西——那座金陵、那片江南——虽已并入大宋的版图，却在他的词里，永远地留了下来。

再把镜头，转回那位先李煜而去的宋太祖。

赵匡胤于开宝九年（976）十月驾崩，年五十。他死后，庙号太祖，葬于永昌陵。

他的身后，也留下了种种悬案与遗憾：烛影斧声，兄弟相疑，让他之死成了一桩千年疑案；北汉未平、燕云未复，让这位一心要混一天下的帝王，没能看到大一统的最终完成。

他未竟的事业，由他的弟弟、宋太宗赵光义接着做下去。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，太宗亲征，灭北汉，五代十国的割据，至此全部荡平——天下，终于真正“一”了。而燕云十六州，则要等到很多年后的赵匡胤的徒子徒孙手里，也始终未能完全收复，成了有宋一代挥之不去的痛。

赵匡胤一生所求，是一个“一”字。他做到了大半：收了江南，平了诸国，把分裂了百余年的天下，重新拼成了一块。可那最后一笔——北汉、燕云——他没能亲手写上。历史把一个近乎圆满的“一”，留给他看了个大概，却没让他写完。

后世修史，赵匡胤与李煜，被写进了不同的篇章：前者入《宋史·太祖本纪》，后者入《宋史·南唐世家》（又别有《南唐书》专记其事）。

可这两个名字，却被同一条时间线，牢牢地拴在一起：

建隆元年（960），赵匡胤代周建宋。建隆二年（961），李煜于金陵即位。开宝七年（974），宋伐南唐。开宝八年（975），金陵城破，李煜降，封违命侯。开宝九年（976），赵匡胤崩。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，李煜卒。

在这条时间线上，他们是彼此生命的坐标：宋兴，南唐灭；太祖崩，后主殁。他们的兴亡，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一起，像齿轮，像命运。

可在这条时间线的每一个节点上，他们都不曾面对面地，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。

写到此处，忍不住要为这桩“未谋面”的史事，留下一段叹。

历代读史之人，多有这样的疑问：赵匡胤与李煜，为何终其一生，不曾一见？

有人答：因为他们是敌国君臣，相见即是受降，受降即是屈辱，不见，是双方的默契。

有人答：因为李煜入汴后，赵匡胤有意避之，恐英雄相见、仁君相惜，乱了君臣之分。

这些回答，多半是后人的想象，史无实据，本文皆不采信。

只取最平实的一种解释：他们没有见面的必要，也没有见面的契机。史书未载，便是未见。如此而已。

这桩“未谋面”，不是戏剧里的错过，不是宿命里的安排，只是历史这本账簿上，一个平平常常的空白。可就是这平平常常的空白，偏生让这两个人，在千年之后，平添了一段令无数人扼腕、猜测、叹惋的余味。

史家记事，贵在如实。二人未相见，是空白；我们便以空白待之，不加想象，不补戏剧。

——他们，终生没有见面。